居庸當關

長城，世界上修筑時間最久、工程規模最浩大的古代防御工事，中國重要的地標性建筑。

據史料記載，自西周起至清代，曾有超過20個諸侯國與封建王朝修筑過長城，修筑時間長達2000余年。中國歷代長城分布于中國中部和北部的廣袤大地上，根據國家文物局2012年發布的數據，長城總長度為21196.18公里，包括墻體、單體建筑、壕塹、關堡等長城遺產43721處。1987年12月，長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在長城防線上的崇山峻嶺之中，有一座著名的古關城，它是北京西北部的最后一道防線，與固關、倒馬關、紫荊關并稱明朝京西四大名關；又與山海關、嘉峪關齊名，被譽為“天下第一雄關”。它，便是居庸關。

在中國眾多朝代變遷更替的進程中，居庸關都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發揮著決定朝代興衰的關鍵性作用。雄偉大氣的關城建筑，更是華夏大地上不朽的歷史瑰寶。

居庸關甕城 陳鼎/攝

朝代更迭，烽火狼煙

“始和羽騎出重關，風動南熏整旆還。凱奏捷書傳朔塞，歡聲喜氣滿人寰。懸崖壁立垣墉固，古峽泉流晝夜間。須識成城惟眾志，稱雄不獨峙群山?！边@是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康熙帝親征噶爾丹，得勝歸來途經居庸關時寫下的一首《入居庸關》?？滴醯墼谠娋渲斜磉_了眾志成城的思想，也描繪出了居庸關壯闊雄偉的氣勢。

太行山脈綿延千里，其中生有八條斷裂谷，古稱“太行八徑”。居庸關位于太行余脈軍都山地所屬的溝谷之中。這條約20公里長的溝谷被稱為“居庸關關溝”，為“太行八徑”之第八徑。其間峭壁山巖陡峭，道路狹窄，地形十分險要。關溝是由北部進入京城之捷徑。北京古稱薊，因此居庸關古時也曾被稱為薊門關。古人多以居庸為天險，修關建口，是兵家必爭之地。

沿著歷史長河逆流而上，關于“居庸”之名的由來，有元人記載，世傳秦始皇修筑長城之時，將征來的勞力民夫駐于此地，遂取“居庸徒于此”之意，“居庸”由此得名。然而事實上，“居庸”一詞最早見于著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古籍《呂氏春秋·有始覽·有始》篇。其中記載：“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薄昂沃^九塞？大汾、冥阸、荊阮、方城、肴、井陘、令疵、勾注、居庸?！贝呵飸饑鴷r期，燕國憑借此處險要的山形地勢建立軍事攻防要塞，被稱為“居庸塞”，因此，“居庸”之名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便已出現。

居庸關建關的歷史可追溯至漢朝。1972年，一座東漢古墓發掘于內蒙古自治區的和林格爾，在這座古墓內的壁畫中，描繪了居庸關人員車馬絡繹不絕的繁榮景象，壁畫上題“居庸關”三個字。由此可見，居庸關在漢朝時便已建成，且此處的商貿交通十分發達。

在《漢書·地理志》中，亦有“上谷郡居庸有關”的記載。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居庸關開始修筑長城。北齊年間，居庸關成為長城防線上的重要關隘，兼有軍事與貿易雙重功能。

在居庸關曾上演過數場關乎王朝興衰的戰事，而在朝代更迭的過程中，這座飽經戰火洗禮的雄關險隘也在不斷地發展與完善。完顏部首領阿骨打（金太祖）因女真人不滿遼國的剝削與壓迫，向遼發動戰爭。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金兵攻下居庸關，南下攻取燕京。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西逃的遼天祚帝耶律延禧被金兵所擒，遼國滅亡。

金朝后期，成吉思汗為反抗金朝的統治，接連對金發動戰事。南宋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進攻居庸關，因金兵堅守關隘蒙古軍隊久攻不下，成吉思汗遂出兵攻下紫荊關，接著攻下涿、易二州后，由關內反攻夾擊，最終攻破居庸關，此舉也為最終滅亡金朝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公元1271年，忽必烈廢除“蒙古”國號，定國號為“大元”。公元1272年，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公元1279年，蒙古軍隊在崖山海戰中滅亡南宋皇統，元朝統一中國。

此后，因為元代皇帝每到夏季便需由元大都返回上都（蒙古國都和林）避暑，所以元代的居庸關便成了元帝往返兩地的必經之地，修建了行宮。居庸關所在峽谷的山路因此被修整，而同時居庸關所在地區的文化和經濟也得到了發展。

作為皇家駐蹕之地，居庸關內還修建了寺院、花園和皇帝居住的宮室建筑，并在峽谷的南、北口（南口即今北京昌平區南口村，北口即八達嶺）修建了兩道大門，即居庸關的南北大門。此時，在居庸關已經形成了一處規模極為宏大的建筑群。

朱元璋滅亡元朝建立了明朝后，蒙古貴族逃回舊地，依然時常發動戰爭，騷擾明朝邊境。為了防御來自北方的侵犯，朱元璋撥款修筑長城以增強軍事防御力量。

明朝時期的長城東起鴨綠江，西達嘉峪關，工程量為歷代之最。在明朝276年的歷史中，對長城的修筑和防務的強化從未停止。而居庸關在這段歷史時期里，更是達到了其發展的巔峰。

居庸關云臺 陳鼎/攝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開國元勛大將軍徐達修筑居庸關關城，這也是明代首次修建長城關城。徐達指揮修建的居庸關關城規模十分龐大。據記載，其“跨兩山，周一十三里，高四丈二尺?！本佑龟P關城建成后，此地又設置守御千戶所，到了明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改升為衛，其下統領五個千戶所，以為京師北面固防。

通過“靖難之役”取得帝位的明成祖朱棣曾長年駐守北方，并數次出入居庸關征戰邊塞，故其深知居庸關的重要性。明成祖朱棣曾如此評價：“居庸關路狹而險，北平之襟喉也，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無北顧憂?！?/p>

明代時的居庸關筑有水關，南北關門兩處均建有甕城，關城外山勢險要之處筑有烽火臺、護城墩等防御體系。居庸關自建關之后，又經歷過數次修繕，規模較大的一次在景泰初年，修繕工程在徐達督建的關城基礎上進行了擴建，并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完工。如今，在居庸關南關樓門額上的“居庸關”石匾上，還可以看到“景泰伍年捌月吉日立”的題記。景泰年間，居庸關城內設有衙署、廟宇、神機庫、糧倉等多種設施建筑。居庸關的軍事防御范圍更是包括了岔道城、八達嶺、上關城、南口以及居庸關關城共5道防線?？梢哉f，此時對居庸關城的建設達到了歷史頂峰。

到了明朝中期之后，由于后金崛起，明朝的防務重心向東北部的山海關一帶轉移，居庸關在軍事上的地位開始降低。后來，清政府逐漸放棄了對于長城的修建，居庸關關城等建筑最終荒廢，成為歷史遺存。

關城內外，固若金湯

如今的居庸關關城與長城是基于明朝時居庸關的樣式，并根據明代的史料記載修復而成的。1982年，居庸關被劃入十三陵風景名勝保護區。1992年，北京昌平區十三陵特區辦事處對居庸關進行了全面修復，修復工作于1997年基本完成。修復后的居庸關關城為圓周封閉形建筑，主要包含關城樓、甕城以及城墻（即長城）等建筑。此外，居庸關長城上還筑有敵樓、烽燧、水門、鋪房、炮臺等28座建筑及設施。居庸關內的關帝廟、關王廟、城隍廟等7座廟宇也得到了修復，昔日的居庸雄關至此重現于世人眼前。

居庸關關城面積60多公頃，兩側為高山，一條南北流向的河流于中間穿行而過。關城城墻橫跨河流而建，河上建有拱形水門，水門上筑有閘樓，閘樓內有水閘，以控制內外水量，洪水季節時打開閘門可泄洪，枯水季節時可儲備水源供關城使用。

居庸關關城南北各有一座城樓，城樓為三重檐建筑，地面至頂部約31米，是目前居庸關最高大的單體建筑。高大的關城城樓是指揮作戰的中心，立于樓上，四周環境一覽無余，有利于勘查敵情。城樓下設有券門通往甕城。甕城是居庸關關城的重要組成部分，甕城呈馬蹄形，與關城門相通。甕城城臺為弧形，其上陳列有明代古火炮。甕城外城墻砌有垛口，內城墻較低矮不設垛口。古代作戰時會將敵人誘入甕城，然后關閉主城阻其深入城內，再關閉甕城閘門，敵人便被困在甕城之內。其名為甕城，便是取了“甕中捉鱉”之意。

相傳，明代大將軍徐達北征時“屢有真武靈助之”，于是在居庸關北關城甕城內建有一座真武廟，“真武”即真武大帝（又稱玄武大帝——記者注），其為中國神話中的北方之神，也是道家所奉諸神之一的玉京尊神，在道教中其地位僅次于“三清”和“玉皇大帝”。這座真武廟建于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并于1997年修繕完成。真武廟坐北朝南，有正殿三間，東西配殿各三間，廟門三間。正殿為歇山式屋頂，配殿和廟門為硬山式屋頂。真武廟為磚木混合結構，總建筑面積228.4平方米。廟內供奉有真武大帝，八大元帥，六丁六甲神將（即十二生肖），水、火二神以及青龍、白虎等神將。

在南關城的甕城之中建有一座關王廟，廟中供奉之神為三國時期的蜀國五虎上將之首關羽。關羽是“忠義神武”的化身，在民間被稱為“關老爺”，并被尊為武圣人。居庸關關王廟始建于明正統年間（公元1436年～1442年），目的是借關公的神威保佑百姓，使惡鬼兇神不敢進入城內。關王廟為磚木結構建筑，坐南朝北，建筑面積為77.5平方米，廟內還塑有張飛、趙云、黃忠等蜀國名將像。

明朝時，長城城墻通常以黃土和碎石夯筑，墻外部以磚包砌，并用石灰漿填充縫隙。墻體外側高，內側低。外側墻被稱為垛口墻，內側墻被稱為女墻，女墻又被叫做女兒墻。古代女子位卑，因此稱女墻以“言其卑小比之于城”，同時其又包含“窺視”之意，被稱為“睥睨”。

修復后的居庸關關城城墻，即居庸關長城，全長4142米。因為長城均依地勢而建，所以長城的寬窄、高低不一，居庸關長城最寬處達16.7米，最窄處僅1.2米，西山部分長城比河道部分長城高出約370米。

除城墻外，居庸關長城上還修復有15座敵樓。在古代，這些敵樓都是長城建筑體系中重要的御敵設施。敵樓又稱敵臺，是騎跨長城城墻而建的方形臺式建筑。敵樓高于城墻，一般有二至三層。敵樓有空心和實心之分，實心敵樓為方形，無窗，僅設用于登上臺頂的通道。實心敵樓底部以條形石塊壘砌，底部以上部分用長方形磚石錯縫修砌，由底部向上逐漸收窄，墻體側面為梯形，上窄下寬。實心敵樓頂部四周修建有垛口，守城士卒可于其上瞭望?？招臄硺墙ㄓ陂L城險要位置，同樣騎跨長城城墻修建，中空，士兵可以在內儲存武器甚至休息居住?？招臄硺撬拿骈_設窗口，便于士兵眺望和放哨。

每個空心敵樓都有指揮官，依據所在位置的重要程度，每個敵樓分配到的把守兵力也不盡相同。明代劉效祖所著《四鎮三關志》中記載：“極沖（重要）者，一垛四五人；次沖者，一垛二三人；稍緩者，一垛一人；緩者，二三垛一人?！?/p>

長城防線上另一種著名的建筑是烽燧。烽燧又稱烽火臺，與敵樓不同，烽燧大多建于長城附近的山頂之上，每座相隔約5公里。烽燧以夯土筑成，一般為高約12米、邊長約8米的方形建筑。重要位置的烽燧通常外砌有包磚。烽燧上設有垛墻，士卒可通過白天焚煙、夜晚舉火的方式傳報消息。

遇到敵情時，敵樓內的士兵可由通道登上瞭望臺，點燃預先備好的燃燒物，其他烽燧上的守軍看到煙火便可迅速進入戒備狀態。同時，相關的敵樓和烽燧也會將敵情信息傳遞到周邊其他要塞和關隘，以共同抗敵。

1909年的云臺

居庸關地勢險要，卻屬“燕京八景”之一的“居庸疊翠”。

居庸關所在關溝兩側峰巒巍峨起伏，山形各異，溪水潺潺。因為春、夏、秋三季植被茂盛，山花樹木蔥郁，所以居庸關長城又被稱為“花木長城”。居庸關山、石、水、澗相融，形成了一幅雄奇俊秀的大美山河圖。清乾隆皇帝曾為此地親筆題寫“居庸疊翠”四個字，并立石碑于居庸關城東南山。

云臺遺存，文化瑰寶

在居庸關南關城樓北側，有一件元代時期遺留下來的文化瑰寶，那是一座白色的石制基座，名曰“云臺”。筑云臺起因于一次元順帝路過居庸關，目睹此地山川秀麗，深感祖先打下江山之不易，于是元至正二年到至正五年（公元1342年～1345年），元順帝下旨命丞相阿魯圖于居庸關修建一座過街塔。

過街塔是一種佛教建筑，它的主要功能是布施以及歌頌皇室的功德，使得從塔下經過的行人都能受到佛法的洗禮和護佑。建成后的居庸關過街塔共有三層，上層是佛教石塔，中層為石欄和石雕紋，下層是一座修有券洞的石臺，當時的過街塔也被稱為“西域浮屠”。

元朝末期，石塔損壞嚴重，故明朝正統年間又在原有石臺上修建了一座佛閣，名為“泰安寺”，供奉佛教“華嚴三圣”像。因為當時這座建筑高大宏偉，如在云端，所以后來人們便稱佛閣為“石上閣”，稱石臺為“白云臺”。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佛閣遭遇火災被毀，只有白云臺留存至今，而塔基座“云臺”之名也沿用了下來。

云臺整體由漢白玉條石砌成，呈上窄下寬的梯形。云臺頂部四周建有漢白玉欄柱，欄柱下設吐水龍頭。云臺下建六角形券洞，門道長17.57米，貫通南北。洞門門面上方雕刻有佛教的法相裝飾，其中，浮雕中央為一只大鵬鳥，其人面鳥身，嘴形似鷹喙，頭戴以寶相花與金剛杵為裝飾的束發冠。此形象為古印度神話傳說中的一種巨型金翅鳥，名叫迦樓羅，其屬于佛教天龍八部（佛教術語，指八種神道怪物）之一。金翅鳥迦樓羅兩側雕有七首蛇護法神名曰那伽（另有說法為龍子）。那伽為童女形象，身著百褶裙，長有龍尾，頭后還生著七顆蛇首。因為迦樓羅以蛇族為食，所以其身體與手臂上均纏繞著小蛇，同時，其兩只利爪也分別抓著身旁的七首蛇護法神那伽。在那伽下方雕刻的是一種龍首魚身的長鼻怪獸，其名為摩羯魚，是佛教中的一種神魚，也是古代印度人民尊奉的海洋之神。大藏經《一切經音義》云：“摩羯者，梵語也。海中大魚，吞噬一切?！?nbsp;摩羯魚形象的產生也被認為是源于古代先民對于鯨魚的自然崇拜。

作為南北交通的重要樞紐，居庸關內外在數百年的歲月中都是一片行人如織、車水馬龍的盛景。站在由120塊巨石鋪成的云臺券洞石道上，會產生一種穿越感，仿佛古時那些商賈馬隊、士兵將領、僧侶和百姓依然穿行其間。時間如白駒過隙，云臺下曾經的喧鬧不在，唯有云臺門洞內那些見證了歷史的精美浮雕還在講述著這里往日的繁華。

云臺券洞內石壁的東西兩端，刻有佛教四大天王的坐姿浮雕像，每尊雕像高2.75米、寬3.65米。東方持國天王提多羅吒懷抱琵琶，能護持國土，保護眾生；南方增長天王毗琉璃手握寶劍，能令眾生增長善根；西方廣目天王毗留博叉手纏赤龍，能以凈天眼觀察世界萬物；北方多聞天王毗沙門手執寶傘，以福德之名聞于四方。這四位天王均是佛教天龍八部天眾中的天神，他們居于須彌山，分別守護著四大部洲（四大部洲為東勝神洲、南贍部洲、西牛賀洲、北俱蘆洲——記者注）。

四大天王浮雕像生動立體，他們神情剛毅，威猛魁梧，不怒自威。每位天王左右兩側分別侍立著神將和鬼卒，腳下還踩著已被降服的鬼怪妖魔，天王威嚴的氣勢和力量感油然而生。四大天王身著戰袍和鎧甲，其上紋飾華麗繁復，飄帶舞動，動感十足。在四大天王造像之間，是分別以梵文、藏文、維吾爾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和漢文共6種文字刻寫的《陀羅尼經咒》，和除梵文外其他5種文字刻寫的《建塔功德記》，其中以6種古文字雕刻的文字浮雕在中國尚為首次發現。

券洞內的兩個石壁側面，共雕刻著十尊佛坐像，這十尊佛像便是十方諸佛。根據《佛說觀佛三昧海經》中的描述，十方佛分別為東方善德佛、南方栴檀德佛、西方無量明佛、北方相德佛、東南方無憂德佛、西南方寶施佛、西北方華德佛、東北方三乘行佛、上方廣眾德佛、下方明德佛。十方佛均身披袈裟，面容慈祥，結跏趺（一種坐法，雙腳互交，右腳盤放于左腿上，左腳盤放于右腿上——記者注）穩坐于蓮花須彌座之上，并有四種手結?。赫f法印、轉法輪印、觸地印、與愿印。十方佛又各有無數化身佛，因此每尊大佛像周圍都刻有百余尊小佛像，云臺門洞內石壁上共刻有佛像1060尊。

考古學家宿白撰寫的《居庸關過街塔考稿》中的內容顯示，明正統八年（公元1443年），云臺進行修葺，并于券洞兩側補刻佛像。明正統十三年（公元1448年）完工。因此，據此內容可推斷出，圍繞在大佛像四周雕刻的千余小佛像，是在明朝正統年間增刻上去的。

在券洞的頂部雕刻的是五位佛的曼荼羅圖案。曼荼羅在梵文中意譯為“壇場”“壇城”，是密教中的修持能量的中心。曼荼羅花又是佛教中的吉祥花，相傳佛祖傳法時便是手拈曼荼羅花。券洞頂部的五鋪曼荼羅佛像分別為阿閦佛（又名不動如來）、普明大日如來、金剛手菩薩、阿彌陀佛（又名無量佛）和釋迦牟尼佛。券洞頂部殘存的顏料表明云臺券洞內石刻雕像在完工時應裝飾有色彩。

根據居庸關長城管理處相關工作人員的介紹，云臺上的浮雕造像從藝術風格上來說具有鮮明的藏傳佛教雕刻藝術風貌。從雕刻的題材和內容的組合到每種造像的藝術造型都與同時期的藏傳佛教雕刻藝術風格相同。

云臺雕刻：東方持國天王

然而與此同時，云臺上的佛像雕刻也融入了部分漢地的雕刻手法與傳統審美。券洞內的四大天王像便是受到漢文化影響較多的造像，其中天王頭戴的花冠與漢地佛教的毗盧冠非常相似，同為中部高、兩側低的造型，冠正中還嵌有佛像，并不是藏傳佛教的風格。除此之外，浮雕造像中對于鬼卒形象的表現也符合漢地的雕刻傳統。四大天王身邊的鬼卒瘦骨嶙峋，樣貌丑陋，其生動寫實的形象完全是按照中原文化理念塑造的，與藏傳佛教中的風格大相徑庭。同時，四大天王和鬼卒的服飾也均屬于漢地樣式，而天王面露威嚴卻并沒有猙獰可怖的感覺，這也是受漢地文化制約所導致的。

云臺浮雕中的佛造像也同樣受到了漢地文化和藝術風格的影響。比如，佛像面部均較為方正寬平，眉眼平直，明顯缺乏藏傳佛教中挑眉尖臉的形像特征。佛像上表現出的立體寫實式衣褶，也與藏傳佛教造像慣用的刻畫手法差異明顯。

云臺浮雕造像中的這些漢藏藝術風格相融的現象，表明了元代是藏式造像藝術逐漸漢化的過渡時期。然而雖然在浮雕造像中出現了明顯的漢化元素，但不可否認，在云臺石刻浮雕中藏傳佛教造像藝術仍占主流地位。因具有極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1961年，云臺石雕造像被國務院批準列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由居庸關長城管理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