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王朝的序幕

    在漫漫歷史長河中，沈陽曾經長期是一座具有軍事防御功能的城池。而在清王朝將沈陽作為其建立初期的都城之后，沈陽的歷史地位也因此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成為東北地區的政治中心以及首要城市。坐落于今遼寧省沈陽市老城中心的沈陽故宮，是清政權在入關之前的皇宮，亦是其遷都北京之后的陪都宮殿。正是在這座龐大的宮殿群中，一個王朝的序幕緩緩拉開。

    變遷中的沈陽城

    在講沈陽故宮之前，先來說說其所在的都城，沈陽。沈陽與中國的眾多城市一樣，在歷史進程中都曾經是高墻圍繞、以防御功能為主的軍事要塞。沈陽最初的名字叫“候城”。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候城縣始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戰國燕昭王后期。為了抵擋北方以及東方騎射民族的侵擾，當時，位于河北地區的燕國便派大將秦開統率兵馬應敵，最終將東胡擊退一千余里。后來，燕國于今中國東北地區南部建立了遼東郡和遼西郡，并在郡下繼續設縣。在中國歷史上，這也是遼寧境內第一次設郡。1993年，考古人員于沈陽市沈河區宮后里發現了戰國到漢魏時期的古城墻遺址，同時還發現了大量繩紋磚瓦以及夾砂紅陶器碎片。宮后里古城遺址的發現，正式確認了候城縣的具體位置。

    隋唐時期，為了進一步加強中央政權，統治者曾對東北地區數次大規模用兵，意圖收復遼東，而在這幾次用兵中，候城均被作為軍隊攻取的重要目標之一，這也充分說明了沈陽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

    到了遼代，沈陽有了較大的發展。遼先在這里建立了沈州，遼太宗又于天顯三年（公元928年），將東丹國（遼滅亡渤海國后在其基礎上建立的屬國——記者注）舉國南遷到了沈州，沈州人口因此大幅增加，經濟快速發展，展現出一片繁榮景象。

    金末，沈陽毀于戰火。經過了數十年的荒廢棄置后，元貞二年（公元1296年）元成宗孛兒只斤·鐵穆耳改沈州為沈陽路，沈陽之名從此出現在了史書中。沈陽路轄今遼寧省沈陽市、新民縣、遼陽市以及開原市。沈陽路后來也逐漸發展成為一座擁有5000多戶、多民族共同居住生活的州城。

    《明實錄》中記載，考慮到沈陽重要的軍事地位，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八月，明太祖朱元璋廢沈陽路并同時設置沈陽中衛、沈陽左衛、沈陽右衛三個衛所，三衛均隸屬于遼東都指揮使司（明朝于遼東地區設立的軍政機構——記者注）。沈陽城駐軍也曾達9000余人，軍事地位進一步提升。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沈陽中衛城指揮使閔忠向朝廷上奏，請求改建城墻，以增強城池的防御能力。朝廷批準了閔忠的奏請，閔忠隨即著手改建沈陽城，而改建后的沈陽城的城墻也由夯土城墻變為磚石城墻。

    當時的沈陽城屬于中大型城池，在遼東都指揮使司轄區范圍內的十幾座城池中，沈陽城的規模僅排在明朝用于對女真、蒙古進行防御以及通商的邊塞重鎮遼陽城、廣寧城和開原城之后，居于第四位。以當時的交通能力，由沈陽城向東經過撫順兩日之內便可到達建州女真的腹地，因此對于明朝而言，沈陽城在防守東、北方向的女真人方面具有重要的軍事地位，而沈陽城之所以會擁有如此之大的規模便也不足為怪了。

    在公元1619年春的薩爾滸戰役中，沈陽城成為明朝軍隊的大本營，主帥楊鎬便是在這里坐鎮指揮了一場明朝與后金之間決定興亡的戰爭。也正是在此役之后，歷史的天平開始緩緩傾斜。

    盛京皇宮的建立

    沈陽故宮又稱盛京皇宮，始建于公元1625年，距今已有近400年的歷史。沈陽故宮是清朝入關前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清太宗愛新覺羅·皇太極兩代帝王的辦公地與皇宮，同時也是清朝康熙直至道光歷代皇帝東巡盛京期間的行宮。

    沈陽故宮的建立要從一個人說起，這個人便是努爾哈赤。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3月，努爾哈赤大敗明兵于薩爾滸。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3月，努爾哈赤再度率領八旗兵橫掃遼東，最終攻下遼陽和沈陽在內的70余座城池。由于沈陽具有進可攻明朝、退可回薩爾滸的地理優勢，并被認為是“龍興”之地，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努爾哈赤將都城由遼陽遷至沈陽。

    遷都后，清太祖便于城中心位置建造了大政殿與十王亭。大政殿與十王亭組成的建筑區域共占地近8000平方米，八角重檐式屋頂的大政殿位于北側，十王亭（包括八旗亭和左、右翼王亭）位于南面兩側。后金的社會由集行政、軍事等多個職能為一體的八個被稱為“旗”的單位聯合構成，而十王亭便是八旗官員聚集在一起處理國家軍政事務的辦公地點。其中，各個八旗亭是處理本旗事務之處（由北至南，左為鑲黃旗亭、正白旗亭、鑲白旗亭、正藍旗亭，右為正黃旗亭、正紅旗亭、鑲紅旗亭、鑲藍旗亭），左、右翼王亭是協調各翼四旗事務之處，大政殿則可以被看作是八旗官員共同審案議事的“大衙門”。然而，大政殿和十王亭當時并不是沈陽故宮的一部分，清太祖努爾哈赤剛剛進入沈陽之時，城中沒有任何可以作為宮殿居住的建筑群，原因是沈陽城在此之前從未成為過都城。努爾哈赤于沈陽定都之初，其居住地為今沈陽中街以北的汗王宮（亦稱“罕王宮”），《盛京城闕圖》中記載其曰：“太祖居住之宮”。

    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努爾哈赤還沒有來得及正式建造沈陽故宮便在定都沈陽的第二年去世，其第八子愛新覺羅·皇太極即汗位，定年號為“天聰”。繼位后，皇太極并沒有對父親努爾哈赤的舊宮進行擴建，而是著手建造新的皇宮。

    皇宮的建造過程暫且不表，需要提的是皇太極稱汗后的故事。努爾哈赤為汗時，曾設四位貝勒，即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和四貝勒皇太極?；侍珮O初即汗位之時，與其他三位貝勒共同主持朝政，皇太極臨朝時，三位貝勒也并坐左右接受群臣拜禮。為強化汗權，皇太極先后除掉了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同時挾制大貝勒代善，進而廢除了三大貝勒并坐制，改為大汗一人“南面獨坐”。

    在鞏固了對遼東地區的統治并加強了自己在女真貴族中的權威之后，皇太極處理對內對外事務愈發游刃有余。后金天聰五年（公元1631年），這位穩坐汗位的君主開始籌劃將其居住的沈陽城建設得更符合國都的地位，并具有相應的功能。

    整個建設工程大約從天聰五年（公元1631年）開始，至天聰八年（公元1634年）基本結束。除了所在地理位置沒有改變，重建后的沈陽儼然成了一座擁有全新面貌的城市。

    外觀方面，新城各方向城墻的高度和厚度都較之前明顯增加。同時，墻體內外表面均使用磚石砌筑，更加結實整齊。新修城墻四面共設有600余個防御用的垛口，各城門外還建有半圓形的甕城。此外，在城墻的4個轉彎處，各有一座建于城墻之上的3層角樓。

    沈陽城內的八座城門仍然沿用了努爾哈赤為遼陽東京城定下的舊名稱，即德盛門（大南門）、福勝門（大北門）、天佑門（小南門）、地載門（小北門）、撫近門（大東門）、懷遠門（大西門）、內治門（小東門）、外攘門（小西門）。這些門的名稱分別用滿文和漢文雕刻于門額之上，鑲嵌在各城門內外以及甕城券洞上方。

    新建的沈陽城面積雖然沒有增加，但規制已與之前完全不同。城內區域劃分由“田字”狀變成了“九宮格”狀，中心區域為皇宮所在地，其他的八個區域分別由八旗駐守。

    皇太極于天聰年間對沈陽城的這次改建，使沈陽城由內到外轉變成為當時東北地區最具中國傳統都城特點的城市。清乾隆《盛京通志》中記載：“創天壇，營太廟，建宮殿，置六閣、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門；尊文廟，修學宮，設閱武場，而京闕之規模大備?！鄙蜿枏拇顺蔀闁|北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城市地位超過了作為遼寧地區中心城市一千余年的遼陽。

    天聰九年（公元1635年）十月，皇太極下令改舊族名“女真”為“滿洲”，至此，滿洲族（簡稱“滿族”）之名正式誕生。天聰十年（公元1636年），沈陽故宮基本竣工。也正是在這一年，皇太極于沈陽皇宮大政殿舉行即皇帝位典禮，改國號“大金”為“大清”，改年號“天聰”為“崇德”。是以公元1636年成了崇德元年。

    為完善八旗制度以及鞏固對蒙古的統轄，稱帝后的皇太極擴編了八旗蒙古，并設置蒙古衙門（崇德三年改稱為理藩院)，專門處理民族事宜。此外，皇太極效仿明制，設立內三院、六部、都察院，進而最終形成了內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三院六部二衙門”的政府結構，完善了清朝政府組織的構成與體制。

    清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8月，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遷都北京，沈陽故宮開始作為開國皇宮并被加以保護。從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清圣祖愛新覺羅·玄燁第一次東巡盛京開始，沈陽故宮成為清朝皇帝東巡期間的行宮。

    到了乾隆年間，皇帝憑借國家強大的財力，大興土木，對沈陽故宮進行了大規模的修繕、改建和增建，沈陽故宮也因此變為由先皇舊宮和行宮兩大部分構成的宮殿群，其間還分布有一些專門收藏宮廷文物的建筑。為表示敬重先祖、不忘根本，乾隆皇帝曾向沈陽故宮送去大量的皇室奇珍異寶。清代，被從北京移送至沈陽故宮貯藏的宮廷御用之物和內府秘籍近20萬件?？梢哉f，正是由于乾隆皇帝對沈陽故宮的改建和擴建，這座清王朝的舊宮才得以重新煥發光彩，并與北京故宮、承德避暑山莊一同成為清代皇家三大文物寶庫。而自乾隆之后，沈陽故宮便再未進行過如此大規模的改建和擴建。

    1926年11月16日，在沈陽故宮的原址上，東三省博物館籌辦處正式成立，沈陽故宮的功能從此發生了轉變，成為東北三省首家公立博物館。新中國成立后，沈陽故宮作為建立于宮殿遺址基礎上且具有歷史與藝術價值的博物館，于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4年7月1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8次會議上，沈陽故宮作為明清皇宮的擴展項目，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17年，沈陽故宮被評為“國家一級博物館”。

    如今的沈陽故宮，經過多年保護和修繕仍然擁有著清王朝盛世時的風貌以及清代盛京宮殿建筑群完整的形態結構。其占地面積6萬多平方米，有古建筑100余座，500多間，分東、中、西三路排列，建筑分布高低有序、疏密有致，是東北地區規模最大且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獨立建筑群。其中具體包括宮廷建筑群、社會經濟文化活動遺址、禮制建筑、宗教建筑、樓閣、殿堂、碑碣、牌坊、古建小品、造型園林、園林景觀建筑雕塑等多種類型的建筑和景觀。

    沈陽故宮是滿漢建筑藝術融合的典范。與北京故宮相比，沈陽故宮更加具有滿族建筑風格以及中國東北地方文化特色，反映出了17～18世紀滿族的宗教信仰、社會政治制度、建筑裝飾藝術、居住習俗，并體現了滿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結合，是研究滿族文化與宮廷文化至關重要的歷史遺存。此外，在古代建筑技藝與建筑材料發展方面，沈陽故宮也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

    鎮館之寶那些事

    如今的沈陽故宮博物院收藏著大量的清宮原藏宮廷遺物和歷史文化珍品。如清入關前使用的滿蒙文信牌、清代皇帝使用的弓箭和刀劍、薩滿祭祀用具、用于宮廷典禮的樂器、清朝歷代帝后玉寶及玉冊、明清書畫、清宮御用陳設工藝品、清代織繡服飾、官窯制品、玉雕、牙雕、角雕、水晶雕、漆器和琺瑯器等。而接下來要說的，便是其中兩件堪稱“鎮館之寶”的藏品。

    第一件藏品便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寶劍。

    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四十余年的帥軍征戰使得大清政權能夠和明朝角逐對抗，并最終定鼎中原。沈陽故宮博物館所藏的這把努爾哈赤寶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遺留下來并保存至今的唯一珍品，這把寶劍也被稱為“清太祖高皇帝（開國皇帝謚號——記者注）御用劍”。寶劍為鐵質，式樣典雅古樸。寶劍全長80厘米，海棠葉形的銅劍首正反兩面雕刻有人物，正面畫面以松樹為背景，中央雕刻的圖案是一位頭戴翹翅烏紗帽、身穿補服（明清時期官服——記者注）的官員，左為一童子捧琴，面對官員，右為昂首鳴叫的梅花鹿。劍首背面中央圖案同為一位頭戴翹翅烏紗帽、身穿補服的官員，其左為捧琴童子，右為回首望向官員的仙鶴。劍首上的這些圖案有著“天（添）官賜?！薄案５摚梗╇p全”“松鶴延年”的寓意。努爾哈赤寶劍的劍鐔（劍柄與劍身連接處的突出部分——記者注）為雙層銅片焊成，劍鐔兩側各有一垂首張口的“龍頭”，此獸實為“睚眥”（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獸，為龍九子之一，性好殺，多見于兵刃或盾牌上，用以震懾敵人——記者注），劍鐔中部呈橢圓形，其上雕刻有紋飾，正面為躍出海面的鯉魚，海面上太陽正冉冉升起，其有“鯉魚躍龍門”之意，背面雕刻有一只臥于殿頂，回首望月的兔子，其寓意為“玉兔東升”（中國民間傳說月上有玉兔，故稱月亮為玉兔——記者注）。正反兩面的圖案也象征著日月乾坤。

    努爾哈赤寶劍的劍鞘為木質，外蒙鯊魚皮，從劍鞘入口處至劍鞘末端，不等距離地鑲有七道用以護鞘的銅箍，在鞘身較為顯眼的位置上，有一處用銅片鑄成的動物紋飾，此動物形象很是奇特，其為俯臥狀，兩爪前伸，寬吻圓眼，頭頸處長有鬣（馬、獅子等獸類脖子上的長毛——記者注），前半身較粗壯，后半身與后爪則成曲浪狀宛如龍、蛇。從形象上看，這無疑是一個想象出來的用四肢行走的哺乳動物與爬行動物的結合體。其前半身為虎的造型，其后半身應為龍的造型，因此努爾哈赤寶劍又被稱為“龍虎紋寶劍”。

    然而這把精美又不失威風的龍虎紋寶劍并沒有開刃。在戎馬倥傯的一生中，努爾哈赤幾乎每戰都會親臨戰場，而努爾哈赤在戰場上使用的卻是刀，因此這把沒有開刃的寶劍不可能成為努爾哈赤日常使用的武器，它的真正“身份”是明王朝晉封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時的賞賜之物。

    明初，女真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以及東海女真三大部分。為了有效統治，明政府設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對其進行管轄。明王朝還于建州女真聚居地設置了建州衛、建州左衛和建州右衛，合稱“建州三衛”。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努爾哈赤出生于建州左衛指揮使世家，祖籍為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新賓境內）。努爾哈赤的祖父便是時任建州左衛都指揮使愛新覺羅·覺昌安。

    明萬歷十一年（公元1583年）2月，建州女真阿臺部屢犯明朝邊境，明遼東總兵李成梁率軍攻打阿臺駐地古勒寨（今遼寧省新賓縣上夾鄉西北古樓村）。建州女真蘇克素滸河部的圖倫城主尼堪外蘭則做為向導，協助明軍攻打古勒寨。阿臺的妻子是覺昌安的孫女，覺昌安見古勒寨被攻于是想救出孫女以免遭戰火，便和他的第四子塔克世，也就是努爾哈赤的父親，來到古勒寨勸說阿臺投降。不料，尼堪外蘭竟設計誘使阿臺的部下殺死了阿臺，并打開城門，明軍隨后攻城，覺昌安和塔克世父子被困于寨中，并在混亂中被攻打古勒寨的明軍誤殺。

    明廷自覺理虧，于是將覺昌安和塔克世的遺體送還給努爾哈赤，并讓努爾哈赤承襲了其祖父的建州左衛都指揮使一職。也是那一年，25歲的努爾哈赤以復仇為名，憑借著“遺甲十三副”起兵，首先起兵攻打尼堪外蘭，并從此踏上了統一女真各部的征程。明萬歷十七年（公元1589年），努爾哈赤升任建州衛都督僉事、左都督。明萬歷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努爾哈赤又因抗倭保邊有功，晉升為龍虎將軍。而努爾哈赤寶劍也成為明王朝晉封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的實物證明。

    第二件要說的“鎮館之寶”是清太宗皇太極的御用鹿角椅。

    這把鹿角椅距今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是清朝的第二位君主清太宗愛新覺羅·皇太極的御用之物，清朝入關后，歷代皇帝也多比照此椅制作鹿角椅。其為清初極少數的傳世文物之一，也是國家一級文物。鹿角椅由鹿角、木材和棕繩復合制成，外形類似“太師椅”，椅子高57厘米，靠背高63.2厘米。鹿角椅下半部為木制，飾以紫檀色。長方形的椅面長82.8厘米，寬52.7厘米，椅面中心由棕繩編織而成。椅圈由一副天然麋鹿鹿角制作而成，鹿角反扣于椅面上，為半圓形，鹿角總長184厘米，共有兩根主干以及十二個鹿角分叉。其中，4個分叉作為與椅面接合的支柱，成為座椅的靠背以及兩個扶手，其余8個分叉均勻地向椅子四周張開，左右各4個分叉，圍在座椅周圍。四條木制椅腿下部為四足托泥式（家具上承接腿足的部件。一些明清家具腿足不直接著地，另有橫木或木框在下承托，此木框稱為“托泥”——記者注），椅子前設有木制腳踏。座椅靠背為一塊長方形透雕花板，其上部由樺木雕刻云紋，靠背兩側鑲有金色透雕蓮紋花牙板。背板兩旁各立一根圓柱，用以加固和支撐鹿角椅圈?；侍珮O鹿角椅古樸而又不失華麗，可謂王者之風盡顯。

    關于這把椅子的來歷，根據清初期以滿文撰寫的史書《滿文老檔》記載，后金天聰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極親自率軍攻打明朝遼西大凌河城。其間，皇太極與侍衛駐扎于大凌河城附近的一座山上以指揮軍隊作戰。一天，戰場上的炮聲震動了山林，林中走獸四散奔逃，突然，一頭大鹿竟然越過壕溝，沖進了御營大帳?；侍珮O見此，便捕獲了這頭鹿，并將此鹿視為獲得戰爭勝利的吉兆?；侍珮O御用鹿角椅上的那副鹿角之巨大，與記載中的較為符合，故據此推測，鹿角椅使用的鹿角便很有可能來自大凌河城之戰中皇太極捕獲到的這頭大鹿。

    清代皇帝喜愛鹿角椅與滿族崇尚狩獵有很大關系。滿族把狩獵稱作打圍，并分成打大圍與打小圍。春、夏、秋這三季打小圍，獵人多獨自外出獵捕野兔、黃羊、山雞等獸禽。冬至之后打大圍，由族長帶領，帶著獵狗、獵鷹、弓箭、刀等捕獵工具以集體形式外出狩獵，大圍通常持續20天左右，最長可達兩個月。打圍期間獵人每隔三到五天返回營地一次，族長對所捕獲的獵物進行平均分配，人口多以及老人多的家庭會多分得一些獵物。八旗制度建立后，打圍從此開始在各旗固定的狩獵山地內進行。

    （感謝沈陽故宮博物館為本文提供相關圖文資料）